論文

中國農民工社會融入的代際比較

李培林 田豐

    本文依據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描述了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社會、心理和身份四個層面的社會融入狀況，分析了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對社會融入的影響。研究發(fā)現，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狀況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并沒有根本差異；影響社會融入的人力資本因素更顯著地體現在農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對農民工社會融入具有重要影響；農民工社會融入的經濟—社會—心理—身份四個層次不存在遞進關系，經濟層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帶來其他層次的融入。

當代社會學中的階級分析：理論視角和分析范式

李路路  陳建偉  秦廣強

    本文系統梳理了當代社會學研究中的階級分析文獻，揭示了階級分析視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階級分析視角的核心是基于社會關系定義的結構性位置，是關于社會不平等及相關社會現象系統化的結構性解釋。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對象上的宏觀層次（解釋大規(guī)模社會變遷和轉型事件）與微觀層次（解釋階級對個人態(tài)度、行為和生活機會的影響）；（2）分析思路上的 “結構—意識—行動”（將階級作為“集體行動者”）與“結構—狀況—選擇”（將階級作為“生活條件綜合信號”）；（3）解釋邏輯上的“剝削和利益形成邏輯”、“狀況邏輯或理性行動邏輯”和“結構化（或同質性）邏輯”。

社會的制造與集體表象

陳濤

    本文通過對涂爾干思想中的社會概念尤其是集體表象理論的解讀，深入剖析現代社會自我證成上的困境。涂爾干一方面繼承了契約論傳統對社會的人為制造性的強調，另一方面又反對該傳統將社會還原為個體之間約定行為的結果。集體表象理論針對的正是這一理論困境。涂爾干認為，集會或集體歡騰之際所產生的集體表象猶如化合作用，不能還原為個體的約定或契約，它是社會的產物，優(yōu)先于個體。它不僅表達了個體對社會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會再造中創(chuàng)造這一情感。圖騰標記對集體表象的具體化，既構成了個體認識社會的中介，又成為社會定期再造的依憑。涂爾干反對將法國大革命詮釋為個體意志主導的結果，而試圖通過集體表象將其詮釋為社會定期再造的體現并強調社會之于個體的優(yōu)先性。集體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個體意志的產物，而是社會性的，來自于社會的自我生產和再造。

愛國主義和世界主義：涂爾干的公共思想難題

何健

    在全球化時代，曾經作為個體或集體認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義，似乎已構不成為現代社會政治認同和公民權的牢固基礎。因此，在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深入理解涂爾干有關愛國主義和世界主義關系的思考尤為必要。涂爾干的社會思想中蘊含著兩大基本主題即“社會如何可能”和“社會學如何可能”，它們又融入于其一生所專注的“根據實證科學方法來考察道德生活事實”之研究中。從整體上觀照愛國主義和世界主義問題并基于現代社會中人性神圣性的社會事實，能夠從方法論和實質性問題思考的交匯層面充分揭示現代社會團結的基礎。按照涂爾干的思想，解決這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團和公民國家的關系問題，換言之，關鍵在于闡明有關職業(yè)倫理與公民道德關系的問題。

友誼的可能性——一種自我認同與社會團結的機制

羅朝明

    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自我認同與社會團結的傳統支持機制已經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機已然成為現代性境況下緊迫的本體性安全問題。對友誼的現象學構造和社會學結構進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友誼之“真正的”自愛基礎、意義價值的自我生產與衡量體系、主體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認識與確證的主體間性構造，是社會行動者達至“與自我一致”從而實現“自我認同”的實在性條件；另一方面，友誼關系主體之間的共享懇談、他我意向性態(tài)度、行動自律與道德自覺，則是社會行動者達至“與他者一致”從而實現“社會團結”的有效機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強化、資本邏輯的宰制以及人類自身行為方式的異化，使得人們對友誼的建構幾乎完全淪落為私領域的個人事務。筆者認為，現代性的友誼要重新恢復其作為自我認同與社會團結之重要機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啟動人類心靈解放的第二次遠航；還有必要對促進友誼之社會性倫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體投入。

收入不平等與個體健康——基于200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實證分析

周彬  齊亞強

    文章利用200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5）數據與縣級社會統計資料，通過擬合多層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地區(qū)收入不平等程度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系統檢驗了絕對收入理論和收入不平等理論。結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個體收入對健康的凹陷效應之后，縣級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對個體自評健康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對收入不平等影響健康的作用機制的進一步分析表明，社會心理機制僅能部分解釋不平等對健康的負面效應，而新唯物主義機制未能得到經驗支持。

效率邏輯還是權力邏輯——公司政治與上市公司CEO強制離職

楊典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國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及其CEO、董事長、獨立董事、基金經理和相關政府官員的訪談資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國上市公司CEO強制離職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揭示出一種與代理理論預測和西方經驗不同的中國的CEO解職規(guī)律。研究表明，CEO解職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過程，受“效率邏輯”的支配，更是一個社會政治過程，受“權力邏輯”的強烈影響。組織中普遍存在的“權力邏輯”壓倒“效率邏輯”的現象可能是阻礙中國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組織和制度變遷的深層原因，從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群體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東海村環(huán)境抗爭事件為例

李晨璐|趙旭東

    在農民維權事件愈加復雜的背景下，抵抗的組織性、政治性研究也隨之深化。在現實層面上，此種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爭是一個過程，在復雜的抗爭之前，往往存在著原始的、簡單的、農民自發(fā)產生的抗爭方式。這些抗爭手段是過往經驗在農民記憶中的映射，出于自衛(wèi)的本能，如自發(fā)形成的打砸、攔路、跪拜等等。作為行動上的表達，村民們通過最直接的方式保護自己，盡管雜亂但也顯現了一定的效用，如若處理不當，則會形成極端抗爭事件；作為心理上的表達，村民以過往經驗躲避災禍，重構他們對行為的認知和意義。原始抗爭方式的實施包涵了抵抗、延續(xù)和反思。

消散式遏制：中國勞工政治的比較個案研究

程秀英

  中國激烈的勞工抗爭為何未能得到持續(xù)的擴展而被國家逐步平息，筆者試圖通過對正式國有工人和長期臨時工人的比較研究來回答此問題。本文聚焦這兩組工人具體的斗爭過程和機制，考察他們如何通過在街頭抗議、集體上訪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爭路線之間的穿梭，從而實現與國家代理人的互動。研究發(fā)現，這兩類工人在斗爭過程中獲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滿足而不是物質上的讓步；他們的滿足方式的差異是國家代理人依據兩類工人各自不同的歷史軌跡和社會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別的策略性回應與引導的結果。與強調工人內部分化導致集體無行動的“工人分化論”不同，本文所謂的“消散式遏制”強調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國家代理人之間的互動，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工人們未能實現抗爭可能帶來的階級認同，而是喪失了最初的激進動力和挑戰(zhàn)性，逐步屈從于國家的和平馴化過程 。

 書評

孫飛宇   經驗與經驗的現象學社會學化——讀哈維·弗格森的《現象學社會學》

紀鶯鶯   關于中國非正規(guī)金融的政治經濟學——讀《后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y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