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廣東商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應用社會學與心理學系承辦的中國社會學年會“情感社會學與社會建設”論壇于
一、情感的社會學研究
該領域主要涉及到情感在社會分層、現代性、災害救助、組織管理、社會勞動、家庭婚姻生活等方面的表現形態(tài)及作用等內容的研究。
郭景萍在文章《情感社會分層：另類社會結構探析》中指出，情感分層是資源導入情感世界所形成的有差異的甚至不平等的一種特殊的主觀社會結構，其形成是正性情感或者負性情感累積的結果。財富、聲望、權力是情感分層的重要機制。合理的情感分層有利于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但負性情感如果積累度過高，就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動感情”的沖突更為激烈并難以調和。情感分層的加大還會帶來奢侈浪費與情色之風，給社會造成不良風氣。
成伯清通過分析現代情感的麥當勞化和迪斯尼化這一重要情感變異趨勢、后果以及在生產和消費領域的體現，揭示出現代性條件下情感的命運?，F代社會情感操縱的內在條件是孤獨外在條件是誘惑，關鍵的轉變是浪漫主義倫理與消費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了親和性。情感麥當勞化和迪斯尼化的背后，是資本主義的邏輯。王樹生《現代性生成與現代性體驗的情感維度》一文指出，在當代社會科學及社會學越來越關注個體的現代性體驗—異化、疏離、精神分裂等理論主題的影響越來越深遠的情況下，埃利亞斯將縱深性的精神創(chuàng)傷主題轉化為社會構型變遷中現代人的情感結構與心理結構的演化，通過情感要素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tǒng)理性化路徑的缺陷。
謝俊貴的《救災捐助中的情感疲勞與社會調適》一文利用“情感—行為”變化規(guī)律，分析當今救災捐款中的情感疲勞現象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社會調適策略，尤其是要優(yōu)化政府的災管行為。與謝俊貴注重災變過程中救助者的情感管理的視點不同，夏少瓊的《災難與社區(qū)情感之流變》以汶川為例，分析了災害及重建中的社區(qū)情感（災民的情感）在不同階段的變化規(guī)律。蔡靜誠考察了城市居民的社區(qū)認同問題，認為這種情感是形成社區(qū)的道德責任感和社區(qū)公共精神的基礎。
孫宏英的《情感資本與企業(yè)管理》一文對情感資本與企業(y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關聯性進行了分析，并從經濟社會學視角分析了情感資本在在企業(yè)管理中的作用。劉方以北京麥當勞的民族志研究與美國的研究比較，指出西方把服務業(yè)工作跟情感勞動連接起來的話語實踐有形塑后發(fā)展國家的主體性的效果，創(chuàng)造新的情感需求。鄭慶杰力圖從審美的角度切入生產勞動過程之中，考察資本通過審美這一極富主體性的方式，嵌入到勞動者、消費者的主體認知和行動取向中去，并形成各種互動關聯機制，為服務業(yè)的生產政治和勞資關系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分析視角。
劉秀麗透過對“民瑤”這一融合了瑤、漢兩種文化并曾經盛行的兩種風俗——情歌與哭嫁——之歷史變遷的分析，揭示了其中所呈現出來的女性情感及女性的主體能動性，表明男女以情歌為媒并不一定意味著“戀愛自由”，而哭嫁也未必盡是“受壓迫”女性的“抗議”之聲。邢朝國著重討論了發(fā)生在親屬、鄰里、同村村民等熟人之間涉及身體傷害的暴力行為背后的道德性情感因素，認為這種凸顯暴力行為所蘊涵的社會文化意義和道德情感的研究路徑有助于我們對暴力現象獲得一種新的理解。羅力群探討了進化心理學對人類反亂倫情感的研究，對“道德情感具有生物基礎嗎？”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梳理。
二、幸福及和諧社會建設的研究
此次論壇中有關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幸福的概念及測量、幸福和諧社會的建構等內容，分兩個層面進行。
在宏觀層面上，有童遠忠、李敢等從社會政策層面探討如何構建起和諧幸福的社會。童遠忠通過對深圳和廣州兩地的社會工作本土化模式的比較，分析社會工作對創(chuàng)建幸福廣東的作用。李敢提出自己的幸福測量觀，并經由對“斯蒂格利茨委員會報告”的解讀體察個中所內含的公共政策轉向，即在新轉型時代，政府公共政策制定除了“生產性產出”的經濟績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為民眾謀幸福的社會進步，此轉向將來可能成為公共政策選擇與調整的新評價標準。
在微觀層面上，柯燕給“幸福感”提出了相應的名義界定和九個維度的操作指標。張鸝從自然規(guī)律感性地揭示出公民幸福感與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李惠民論述了高等教育環(huán)境中大學生幸福教育的必要性，并探索了高等教育環(huán)境下如何開展幸福教育。
三、關于社會弱勢群體情感的相關研究
羅躍紅《“高關注度”下的鄉(xiāng)村艾滋病人社會行動策略研究》一文指出，迫于生存的壓力以及追求資源平衡的需求，鄉(xiāng)村艾滋病人能動地運用“高關注度”資源，采取社會行動，謀取更多的生存資本，包括來自其親人的情感資本，努力為實現社會行動資源的平衡創(chuàng)造條件。陳靜《社會關系變革與自我認同轉變》一文指出，艾滋病人的社會關系解構與重構過程的自我認同體系的轉變，既是對外在社會群體客觀身份建構的“回應性”行動，也是交往互動中主體自我的“策略性”行動的結果。李美華論述了在醫(yī)務社會工作實踐中對艾滋病人等醫(yī)院弱勢群體的心理輔導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祝平燕以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為理論依據，以豫東S村為個案，描述新生代農民工的一種主要擇偶形態(tài)——返鄉(xiāng)相親，并對返鄉(xiāng)相親擇偶形態(tài)產生的原因加以論述。陳小娟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不公正感的增加和權益受損事件的發(fā)生是導致農民工集體行動的觸發(fā)條件。
戴黔把留守婦女視為“雙重弱勢群體”，通過田野考察發(fā)現農村留守家庭的婚姻狀況為“高穩(wěn)定低質量”型婚姻。鄭文從人類學角度分析了關中地區(qū)追節(jié)習俗中的姻親關系。李鵬從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特點出發(fā)，考察基督教與親屬制度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