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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李煒
2013-08-13

 

李煒(社會發(fā)展研究室主任):

老師走了。他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最景仰的長者。

我自1996年進所,前后在他老人家手下工作十余年,雖非親炙弟子,但長年蒙陸老師的陶冶,終身受益。感念最多的,莫過于他的做事和為人。

老師的做事,是做對國家和社會有大益處,對學界有大見識,敢為天下先的大事。1999老師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社會階層研究便是一例。那時改革開放已有20年,社會群體的分化已經(jīng)明顯,市場經(jīng)濟下的社會結構正逐步形成,傳統(tǒng)的政治身份劃分社會階層的規(guī)則正在為新的機制所代替。對于這樣重大的社會格局的變化,無論是學界還是國家,都急切需要事實層面的揭示和理論層面的解讀。老師當年發(fā)起社會階層的研究,是有非凡的見識的。而且是花了大力氣來保證調查研究的高水準:組建豪華陣容的課題組,全所10余名博士盡在其中;接連開展地方性的和全國范圍內(nèi)的抽樣調查;采取集體討論的方式打磨每一篇研究報告……。課題組的前后的幾部研究論著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的典范,社會所學遂成這一領域中國內(nèi)領行者。我也是在這一“大手筆”的課題中,在老師的感召下,奠立了從事社會調查以了解國情的學術志向。

主持這樣的“大手筆”調研課題,自然有著學術風光,但更可能面對大風險,需要有大擔當。記得課題組第一本專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定稿之際,我們曾疑慮是否要對“十大階層”排出座次——憲法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根據(jù)我們的調查資料分析,他們居于十大階層的倒數(shù)第三。也就是說如果如實發(fā)布研究成果,就會面臨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悖的政治風險。老師當時毅然地決斷,“就是要排出座次,這個實情不道出,這本書就沒有出的必要!”事后果然有讀了研究報告的“工人階級”知道了自己的真實地位后激憤了,“政治問題”也隨之而來,第一本報告一度發(fā)行叫停,有關部門也前來審查……,這是說真話的代價。對于這些風險和壓力,老師毫不為動,自有說真話的底氣,一如既往地忙他的各類事項,見了我們臉上還是寬厚慈祥的笑容。尤其對我們下面這些研究人員,讓我們根本不要有任何的掛慮。后來我不止一次地聽到老師的名言:“社會學者就是要做早晨3-4點鐘打鳴的雞,你要不斷的叫,不斷的批評這個社會,可能會出現(xiàn)問題,別人才會警醒,你要是打鳴打晚了,對社會就沒有警示了!”。但是我們知道早晨3、4點鐘打鳴的公雞是招人討厭的,是要帶來風險的。

老師做的這些“大事”,百縣市調查、百村調查、社會結構調查、北京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課題,哪一項不是社會學界的重頭戲?哪一項不是開風氣、奠基石之作?特別是2005年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十次學習,景天魁老師李培林老師去做和諧社會的講座,胡錦濤總書記一句“社會學的春天要來了”,老師非常敏銳地以之為契機,在社會學界的大會、小會上多次宣講,推動整個學科意識到自身的使命和發(fā)展機遇,謀劃現(xiàn)實研究的重點;之后他領銜上書,為我院的社會學開疆拓土,這種大胸襟、大謀劃,令人欽服。

老師的做人,更為令人景仰。他對事業(yè)熱忱而求實,很感染人心。凡是我參加的老師主持的課題、調研,看到他都是親力親為,“一竿子插到底”,不僅向各級地方干部官員了解情況,還會下到田間、村舍,和普通民眾訪談。老師天生就是“土命”,每逢他在田野之間和農(nóng)民打交道,拉家常,都能顯現(xiàn)出一種精神的歡快和滿足。2005年在大邑做調研時,經(jīng)常到晚上8-9點還召集課題組成員相互報告調查收獲,交流心得,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有時還不完,接著還有小會……,有時和他開著開著會,會忽然停頓一會兒,原來他已經(jīng)睡著了……。他這樣一種忘我的精神,帶動了所有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

老師寬和開明,非常有親和力。身為所領導,社會學界的泰斗,從未見他端過架子,打過官腔,整治過誰,甚至也沒有以學術驕人。相反,他會關注到手下每個人的需求,為他們創(chuàng)造機會。課題組開會的時候,他也會讓最不起眼,哪怕是臨時參加的學生也講幾句;我自己感念最深的是,階級階層結構課題組經(jīng)常在外面開會,需要隨時算數(shù)據(jù),當時我們也沒有幾個電腦,我經(jīng)常把自己家里的電腦搬到車上,帶到賓館,白天開會,晚上算數(shù)據(jù),第二天討論還要用。有時候算到很晚,到半夜一兩點鐘,老師突然會推門進來,看看你,把他的大中華抽出3-5根扔在你桌上,然后就走了。我覺得就那3-5根煙,值得讓我為他一直賣命。

老師為人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合作,做到了“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老師做的大事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做的,常常是要一個大團隊來做,需要各地方的合作者。在小至課題組的每個成員,大到各地的合作者,每個人都是仰仗陸老師的人品和心胸,方能夠維系在一起。老師非常能考慮到合作當中為他人、為對方考慮。不管是百縣市調查,還是做階級階層調查,每個地方、每個合作者,他都提供機會,讓各地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專題報告問世。每次到各地方考察,他都要想為地方留下一些什么,讓人家也有收獲,這樣把事情做長遠,為地方的經(jīng)濟發(fā)展提建議、做思考。我們課題組在進行討論的時候,每一個課題成果、每一個成員成果他都會提點,帶領我們一起再切磋、討論,把這個研究成果提高到更高的水準。

老師人走了,是我們社會學人之痛。但是反過來講,留給我們豐富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的之福,我們要好好的傳承下來。最后我借《紅燈記》中李鐵梅的一句話來表達我對陸學藝老師的景仰: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